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是懷舊童話？學者：從富士康看「回流」...產業從未踏入

川普聲稱，威州的富士康開發案若少了他本人根本不可能成真，還真讓人難以反駁。

富士康董事長郭台銘顯然非常重視自己與美國總統的關係，而庫許納領導的白宮創新辦公室，也確實參與了富士康美國投資計劃的早期階段。

但對川普來說，炫耀的資本顯然更重要：他要兌現「讓製造業重返美國」的承諾。

我在威州政府的內部通信中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他們反覆使用「回流」這個詞來形容富士康的就業機會，即便這些工作若真的實現，也只不過是建立一個「平面顯示器產業」，而這項產業根本從未踏上西半球。

川普那句「讓美國再次偉大」背後的懷舊情懷，很大一部分來自對過往高薪製造業工作的嚮往，這些工作曾在二戰後的三十年間，讓大量僅受過高中教育的藍領工人躍升為中產階級的底層。

在法國，1950到1980年間這段相對收入平等的時期，被稱為「輝煌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

我自己就是在這段被理想化的「輝煌三十年」裡長大的，我家住在愛荷華州迪比克南邊的一個小型住宅區，我們那條死巷裡頭盡是簡樸的平房。

1960年代初期的房子幾乎都只有一間車庫（給家中那唯一的車）、一台電視，而且屋內的人口數量（小孩不算）常常多於臥房數。1950年代是美國全球工業產出占比的高峰期，當時歐洲與亞洲還深陷戰後重建，美國獨占全球產能的40％。

我父親當時正成立自己的驗光所，我們的鄰居有餐廳主廚、超市經理、地毯推銷員、肉品加工廠的去骨工人，以及迪比克大學的退休校長。

那是一個與今日社區封閉、貧富分化嚴重的社會截然不同的世界。

川普式懷舊的最大諷刺，就是當年將藍領工人拉入中產階級的關鍵角色其實是工會，而像沃克這類誓言打擊工會的人，卻又是這種懷舊情懷的忠實擁護者。

正如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安．凱思（Anne Case）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的研究，這波社會崩解的衝擊特別集中在非白人，以及中年、不具大學學歷的白人男女身上。

他們發現，美國平均壽命下降這個令人不安的趨勢與地區就業百分比密切相關。在「輝煌三十年」中段期間，全美年齡介於二十五到五十五歲的男性失業率為5％。

但到了2010年，全球金融危機與隨後的經濟衰退來襲，這個數字飆升到20％，而後來的經濟復甦，基本上與這個族群擦身而過。

凱斯與迪頓指出，截至2018年，這些失業男性中，仍在積極找工作的只剩五分之一，也就是說，其餘大多數人根本未被納入官方的失業統計。

那些在二十一世紀前期將官方失業率當作國內經濟繁榮指標的政治人物，不是對統計方法一知半解，就是刻意誤導。

首先，他們有意無意忽略了「在職貧窮」對生活的侵蝕與破壞。

許多人以為速食店櫃檯的工作是給青少年打工的，但實際上，有40％的從業者年齡超過二十五歲，將近三分之一受過某種程度的大學教育。

此外，失業率的計算方式本身也帶有誤導性，只要某人一週有工作滿一小時，就會被列為「有工作」。

這個數字忽略了那些因絕望而退出勞動市場的百萬人潮，也不會揭示工時不足或薪資過低的「就業不足」情況。

隨著就業機會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特別是零售與觀光餐飲等領域，對於工時不滿的勞工比例也持續攀升。被迫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是年輕人、低教育程度者以及少數族裔的共同難題。

製造業優質職缺的流失，是造成美國貧富差距惡化的關鍵因素之一。

沒有任何一項統計數據能比這項研究來得更刺眼：2019年，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經濟學家加柏列．祖克曼（Gabriel Zucman）與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算出，美國經濟底層有一半的家庭「淨資產總值」竟然是負數。

另一項令人擔憂的就業問題是地理位置。隨著製造業工作機會轉移至郊區，許多原本在城市工作的勞工即使願意，也無法跟著搬遷。

因為「反向通勤」得要有車，但對許多人來說，這根本是奢侈。另一方面，他們在市區的房產往往只能以低價出售，而郊區的房價節節攀升，讓他們望塵莫及。

又例如北達科他州在壓裂開採頁岩油氣的熱潮期間曾是熱門的就業地點，但要把握這類機會，得具備高度的地理流動性。然而，美國人如今的遷徙能力日益下降。

2005年，在北達科他州油田任職的工作者只有三名是黑人；到2015年，這個數字增加到六百人。

雖然這是一個巨大的百分比變化，但對於整個美國上中西部地區的就業狀況而言，幾乎沒掀起任何波瀾。

在製造業城市如拉辛，那些為了擁有一間房屋而奮鬥數十年的家庭，往往被自己的房產困住，因為這些房屋在市場上乏人問津，即便找得到買家，價格也過低，無法支應搬遷所需。

許多上班的母親需要倚靠大家庭來協助照顧孩子，才能勉強維持收入，於是核心家庭瓦解，社會結構也變得更加複雜。

究竟是什麼造就了美國工人階級長達數十年的相對繁榮，又是什麼導致了後來他們那有據可查的衰落，這點在學術界與大眾出版品中都有深入探討。

專研經濟不平等問題的法國經濟學權威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學術論述中指出，雖然經濟大蕭條以及兩次世界大戰確實發揮了某種平等化作用，但他認為，戰後黃金年代最主要的功臣是「刻意設計的政治政策」。

同樣地，今日所得不均急速擴大的現象，他也歸咎於政治政策的改變。

皮凱提與其他學者普遍認為，當今美國勞動市場的最大特徵，就是最低工資與高階主管薪資之間的巨大差距，他甚至形容，這種落差「很可能比歷史上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時期都還要嚴重」。

通俗文學方面，傑德．凡斯（J. D. Vance）的回憶錄《絕望者之歌》（Hillbilly Elegy）除了描述一位底層出身者如何憑藉自身的堅韌與才華走出困境，也呼應保守派的一種觀點：收入不平等的底層境遇至少有部分是自作自受。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莎拉．斯馬什（Sarah Smarsh）的回憶錄《中心地帶：在地球上最富有的國家努力工作和破產的回憶錄》（Heartland: A Memoir ofWorking Hard and Being Broke in the Richest Country on Earth）。

該書入圍2018年美國國家圖書獎，她以自己在堪薩斯州成長的經驗，詳述制度性的障礙與社會力量如何強化貧窮的惡性循環。

無論立場為何，世人最常提及導致高薪、高福利製造業工作流失的原因，不外乎移民、全球化與自動化。

（本文摘自感電出版《富士坑：美國製造的真實故事》，作者：勞倫斯・塔巴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