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一：在野修改憲訴法令我極度不安 憲政徹底失敗

朝野對立僵局無解，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顧問、中研院院士朱敬一昨表示，原本已經劍拔弩張的朝野對峙，在大罷免24比0一面倒結局之後，大概只會更加惡化。朱敬一提及，自去年520起算的14個月，朝野雙方的相互批評很多，杯葛、對幹早就不是新聞了，卻只有一個案件令他極度不安，就是「憲法訴訟法」的修正案。

朱敬一在臉書以「從《善意與信任》一書，看台灣的政治困境」為題表示，稍微了解國際政治的人都知道，近20年全球許多民主國家都有「極右」政黨的崛起。何謂「極右」很難具體定義，但大致而言這些政黨皆認為：都是外國難民或非法移民搶走了他們的工作、支持用強硬手段對付難民與移民、厭惡左派政黨對 DEI 的過度包容、偶爾再加上一點民族主義、支持「不用理會法規拘束的強人政治」。這些特徵加在一起的選民，往往會選出幾近獨裁的各國領袖。相對於極右，當然還有極左。極左者對於右派的主張，往往也是敵視、鄙夷。

朱敬一表示，他覺得，台灣社會也在逐步走向撕裂，不同政治立場之間的信任也在快速消弱。「就從這次大罷免說起吧。」原本已經劍拔弩張的朝野對峙，在大罷免24比0一面倒結局之後，大概只會更加惡化。失敗的一方憤怒挫折可以想像，得勝的一方似乎獲得民意支撐而覺得站在真理這一邊，預期將來會繼續輾軋。雙方情緒落差如此之大，將來對峙也會更嚴重。

朱敬一指出，自去年520起算的14個月，朝野雙方的相互批評很多，杯葛、對幹早就不是新聞了。這些，他覺得都還好，卻只有一個案件令他極度不安：就是「憲法訴訟法」的修正案。

朱敬一表示，先不管法條的詳細文字，用白話文說，在野黨聯手將憲法法庭開會的最少人數訂為10人，而宣告違憲的最少人數訂為9人。由於現有的大法官人數僅有8人，而新提名的大法官又需要立法院同意，故在野聯盟只要繼續封殺新大法官提名，讓現在的8人開不了會，就可以保證「立法權獨大」。將來，不論是財劃法修正、普發現金1萬、或是其他有違憲之虞的立法，都完全失去了憲法的檢視與司法的制衡。

朱敬一指出，提出此案的立委自以為靠簡單修法，完成了對那「討厭的執政黨」的壓制，但實質上，卻是對中華民國民主體制的重大傷害。「執政黨當然知道立法院藍白政黨的盤算；他們真的就無計可施了嗎？恐怕未必。」

朱敬一進一步解釋，執政者最大的優勢，就是杯葛立法：立法院通過的法案，行政院長不副署；甚至，立法院通過的決議，行政院可以找一千種理由虛予尾蛇。修改憲訴法是賤招，行政院長不副署當然也是賤招。就這麼簡單，台灣朝野就走上了不擇手段、相互毀滅的仇恨大道。這很可能是一條不歸路，撕裂台灣社會，甚至給對岸更方便的武統空間。

朱敬一說，如果要避免走上這樣的「仇恨大道」，朝野都需要想清楚：這是台灣人民想要的前景嗎？政治對手之間，真的是完全沒有善意與信任了嗎？如今的局面，是對岸以狹隘的民族主義霸道相向、昔日的民主龍頭唯金錢利益步步進逼，而我們台灣的朝野，卻是勇敢邁向仇恨、逼向彼此使賤招的絕境。再問一次：這是台灣人民想要的結局嗎？

至於為什麼特別拿憲訴法出來講？朱敬一說，他認為，「民主國家的憲法，by definition，就是要建立一個『人民不必訴諸賤招』的環境。」革命、暗殺是賤招，破壞權力分立、「不副署」當然也是。不同團體之間的信任越低，彼此使賤招的比例就越高。但是憲政環境如果走到「除了賤招別無選擇」，那就是憲政的徹底失敗。

朱敬一表示，也許有人認為：法律的推理邏輯不能妥協，但是他心裡念茲在茲的，卻是健全的台灣民主環境。去年在提名台灣第一位本土法律學院士時，他在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上引用了一段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Justice Holmes 的話：「法律的生命不在邏輯，而在經驗」。看看憲訴法修正案，再想想台灣的環境，他期待大法官可以有更開闊的經驗（而非邏輯）見解，化解走上「仇恨大道」的災難。